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1941-1945） | 政治
导 读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理论的创新、发展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实践典范和成功样本。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理论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方法论，整个建构过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性时代性相结合的基本精神，秉持了理论深入实际实践的基本理念，遵照了社会各阶层有机互动的基本原则，这些经验值得当代继承和发扬。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
（1941-1945）
作者：宋健林
摘 要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理论的创新、发展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实践典范和成功样本。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理论的创新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方法论，遵循了中国性、主体性和实践性逐层推进的范式逻辑，并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建构机制。该机制具体体现为：在理论与国情的互动中生产党报理论的内容，赋予党报理论以中国性；在理论与主体的互动中内化党报理论的思想，塑造党报理论的主体性；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动党报理论的转化，奠定党报理论的实践性。
关键词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报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引领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制胜法宝。面向中国式现代化，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1-1945）党报理论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典范。以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建构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舆论领域的演进逻辑，从意识形态生产的高度勾勒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或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建构的范式遵循
理论体系是一种具有表征作用的符号系统，其实质是表征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过程，内核同样是意识形态建构。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创设出实践的认识论；实践的观点在指导革命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导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广阔的中国语境和自主的解释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指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兼顾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的新的意识形态[3]，是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核心在于如何处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其本质性内涵被明确为根据民族的特性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能动运用和创新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的生长方向或曰框架模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加以抽象，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创造[5]。从历时性维度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空间，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之后的实践中可以依据新境况，不断向内填充具体的理论内容，从而持续丰富其内涵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开放性使它能渗透到社会实践的各方面，其中自然包括新闻舆论领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党报理论体系。
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建构的精神引领和根本方法论。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运演过程中，它表现为几个更为微观的层次：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是被考察、运用乃至创新发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化过程的根本线索。在新闻舆论领域，经典作家的党报理论是中共党报理论建构的基础源泉。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理论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中国性”。这便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融合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党报理论的建构同样经历将普遍性的党报理论同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创造性地生发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的过程。其三，作为一种活动，“中国化”需要由一定的主体承担，同时也面向一定的主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不会自觉主动地发生，而是需要一定的主体来推动，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充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手；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是理论，但理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中国的现实实践，其前提则是掌握群众，因而群众也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概念和范畴的创新，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以获得“化”的现实基础，赋予理论以民族性，因而实践性是其必然要求。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遵循着“中国性-主体性-实践性”三重逻辑，并由此形成了包含内容生产、思想内化和现实转化三个层面的完整建构机制。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理论内核的形成，总是与时代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看，一种进步的理论总是具体的、时代的。毛泽东也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旨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民族化的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经典作家党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创新改造，从而形成中国化党报理论的内容内核。因此，理论与国情互动中党报理论的内容生产机制，是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机制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又分为经典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实践经验的本土化抽象两个层面。
（一）经典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党报理论的核心构成部分是党性思想，党性思想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首创，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并经由列宁等苏联领导人的发展，最终成为中共党报理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的机关报的作用，指出党应当掌握报纸的领导权，机关报应当严守党的立场。这一方面体现在无产阶级党报应当由“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8]的人来掌握；另一方面体现在党报应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捍卫党的要求。对此，恩格斯强调党报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9]。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最初理论来源。列宁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理论，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来办俄国的无产阶级报刊，认为根本的是党的出版物要坚持“党性”。他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0]列宁谈到的“党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其一，党报活动是面向无产阶级事业的集体主义式的创作；其二，党报的写作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还十分重视党报对于全党的组织性作用，他提出通过创办党的机关报，建立起代办员和通讯员网系统，据此来重建革命组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1]在列宁看来，党报是党的具有组织功能的“器官”，应成为联结全党、凝聚全党的重要工具。
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党报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一方面，赋予党性思想以中国化内涵。列宁主要从无产阶级事业的角度定义党性，中国共产党人则将党性同党的意志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12]。在明确了党性思想的中国化内涵后，中国共产党人还强调要拿报纸上发的相关文件去教育新闻工作者，克服闹独立的倾向[13]，即党性思想的根本在于新闻工作要具备政治意识，服从党的需要。另一方面，赋予“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理论以中国化内涵。这一思想来源于列宁，但“集体”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到底是指报刊编辑部这个小组织，还是党这个大组织，抑或是其他什么组织？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局，将集体的内涵明确为党组织，报纸被定位为党的喉舌、党组织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坚决体现党的意志[14]。这些看似简单的变动，实际上却对办报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党报党性思想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通过对党性思想的再解读和再生产，奠定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核心要义：党报彻底绝对地反映党的意志，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
（二）实践经验的本土化抽象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之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生发出中国式理论，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基于实践经验的本土化抽象，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在内容生产层面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在实质上确立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突出表现为通过办报实践，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炼并发展了“完全党报”和“全党办报”思想。
“完全党报”思想源于党性思想，是对党性思想的集中反映和表达，同时又是对中国实际情况在理论上的回应。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一个中心任务在于办好符合党的革命需要的机关报，更确切地说，是办好一张完全体现党的意志的机关报。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指出《解放日报》“还没有做到成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15]，“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努力”[16]。此后，陆定一在《解放日报》编辑会上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要“从不完全的中央机关报变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17]。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又提出希望《解放日报》可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18]。毛泽东明确使用“不完全的党报”和“完全的党报”两个概念，在这之后，“完全的党报”受到普遍重视，其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最终成为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党办报”思想是党性思想、“完全党报”思想在现实工作中以实现的具体路径。《解放日报》改版前，报社中存在着同人办报的风气，这使得报刊脱离党、脱离群众。因此，《解放日报》提出要“动员全党来办报”[19]。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后，《解放日报》于1944年在社论中总结出一条十分重要的办报经验即“全党办报”[20]。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全党办报”的理论内涵，新华总社于同年3月号召全党办报，通讯网建在党组织上，各级党委负责[21]。毛泽东随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座谈会上提出：“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22]“全党办报”成为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种新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关于党报的理论模式，包含几个重要方面：其一，全体党员关心党报、参与办报活动，党的领导干部重视党报工作、为党报撰写文章等；其二，将党报视为组织党的工作、教育党员的重要武器；其三，将党报的通讯网建立在党组织上，建立深入基层组织的全党办报系统。
通过扎根实践的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吸收世界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事业发展道路，抽象出“完全党报”和“全党办报”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内涵，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强调精神只有通过指导实践才能改造世界，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4]。理论只有内化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借助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来发挥作用。习近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25]因此，党报理论的中国之“化”，关键在于掌握群众，成为真正的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从社会整体的、历史的视域出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主体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党报理论直接践行者的报人群体以及作为党报理论深厚社会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
（一）全党办报：领导核心的确立
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从整体的维度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主导者和引领者。从具体的维度看，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是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的主导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直接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解放日报》等报刊的理论创造；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如何切实内化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的指导思想，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关乎中国共产党切实担当党报理论建构事业领导核心的关键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党性思想同党员干部的工作职责密切联系起来，创造出全党办报的模式，使得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得以内化到党员日常工作模式和工作思维中，进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看，“全党办报”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党员的党报思想的内化机制，其基本思路是引导党员干部在实践工作中养成党性思想。就具体运作思路而言有三：其一，将党报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重要范畴。1944年3月，毛泽东指出：“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26]党报工作被视为党和政府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政治层面确立了党报工作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其二，以报刊推动实际工作。毛泽东强调“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27]。党报不仅是新闻报道的载体，更是党推进各项工作并将新的政策和精神推向群众的有力工具。其三，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办报。1942年，《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党的各级机关，各级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对党报负有责任”[28]。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阅读报纸、学习报纸的文章精神，同时帮助办报，特别是为党报写稿、荐稿、组稿等，总之是切实参与党的报刊事业。通过全党办报的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既充当了党报理论创新的主体，也担当了党报理论践行的主体，并由此成为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的领导核心。
（二）报人办报：有机报人的塑造
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掌握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也应当培育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29]。报人群体是党报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和践行者，从时代的、具体的层面出发，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集中表现为报人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习得和践履。因此，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实际上伴随着报人群体的整风运动而进行，包含了对报人群体有机改造的部分。换言之，塑造“有机报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时代化的、具体化的表现。有机报人的塑造，总体而言有两条展开路径：整风学习和下乡学习。
一方面，通过整风学习，报人群体从理论上提升了党性思想。在当时，学习整风文件是一项严格的任务。如《解放日报》的报人们每天晚上有两个小时的理论学习时间，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二十二个整风文件[30]，学习过程要写笔记和心得，还要组织开会讨论[31]。学习的过程也很严格，“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32]，写笔记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一项重要制度规定[33]。这种深刻、严肃的文件学习方式，为报人群体从根本上转变新闻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整风文件高频率和深入的学习，报人们的理论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提升。作为亲历者的李又然就曾感叹道：“文件是什么？是给我们清血和输血的……精读文件是思想革命，是改造自己——为群众而改造自己。”[34]
另一方面，通过下乡运动，报人群体完成人民化，并真正理解了党报理论的现实语境，完成了党性思想的切身习得。《解放日报》记者缪海棱曾回忆道：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各种农活都要参与，甚至无话不谈[35]。经过这种沉浸式的生活体验，报人得以体验农村的生活逻辑，读懂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活动空间、价值旨归乃至其力量源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广袤的乡土和广大的群众中来的。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党性，直接表现为党的意志，但本质上是连接人民的特质。因此，只有当报人群体深入人民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党性思想的本质。下乡使得报人群体扎根基层，深入人民，从而打通了文化精英群体和基层群众之间的阶层隔阂，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和领导机制深入社会。
办报是专业性的事业，中国化的党报理论从观念转向业务实践，离不开报人群体主体性的发挥。对“有机报人”的塑造，实际上是从专业主体的维度，培育了党报理论中国化的职业性群体力量。
（三）群众办报：人民性的培育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6]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做系统的分析；到群众中去，就是将宣传解释工作深入到群众内部，将党的思想内化为群众的观念，并付诸实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落地生根并且生长出中国特色，其根本推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最终归宿在于“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37]。为了更好地推进党报理论在群众中的内化，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群众办报的实践模式，通过将办报事业与人民群众有机融合，培育了人民的党报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
群众办报的具体内涵，一方面表现为党报要关心群众问题、研究和回应群众兴趣。坚持群众史观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特征，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38]1943年11月20日，中宣部就《新华日报》《群众》工作问题给董必武发电报时指出，报纸必须是群众性的，要多刊登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甚至群众写的东西[39]。另一方面表现为鼓励和引导群众参与办报。1944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大会作出的《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提倡，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读报、办黑板报，并指出“全边区有一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各分区许多村镇都已办起为群众所欢迎的黑板报，工农通讯员已发展到一千人以上”[40]。其中，每个通讯员都尽可能建立一个读报组，这个组织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群众报为中心任务，以达到学习知识、提高文化、宣传政治和生产建设等目的，从而实现了报纸-通讯员-读报组的党报新体系[41]。
一种理论的建构及其现实运用，不能脱离群众而完成，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办报的方式，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办报事业，贯通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也使得党报理论中国化事业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理论与实践互动中生成实践性：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的现实转化机制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2]一种理论的真理性，必须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并且，理论建构的归宿本身也不在于概念的创造，而在于成为指导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实践，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学说中，而是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最终目的不是完成理论上的“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其落脚点在于实践，在于将抽象的党报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也就是说，党报理论中国化建构的现实转化，基本前提就是将理论的生产拉回到现实之中，拉回到党的革命实践之中，拉回到中国的语境之中，从知识的源头即实践层面确立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基础。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党报通过业务改版、垂直领导以及组织宣传等实践形式，成功将理论转化为现实，从而建立起了党报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转化机制。
（一）报纸改版：党报理论现实转化的业务指向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现实转化的第一个关键方面是通过改版，调整报人的业务活动形式与空间，在业务层面完成党报理论的现实转向。中国共产党遵循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精神，强调利用报人日常工作机制，从规定党报业务范围、业务边界和业务内容侧重点等方面，严格划定党报工作的活动空间，从职业展开的路径明确了党报理论在现实中的实现形式。
报纸改版的核心议题在于将党性的内涵确立为以当下中国的事、党的事业为中心。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44]党报理论及其党性思想，传承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但经典作者的相关论述更多的只是在较为笼统的层面谈论报刊工作要服从党的意志，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办《解放日报》等机关报时，这种党性则当有特指。如在改版以前，《解放日报》存在新闻报道脱离党的革命实践、脱离边区实际工作的情况，“报纸刊登的异常丰富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联系很少”[45]。显然，这种办报模式使得作为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并没有真正追随党的工作重心。为此，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开始实施改版，改变了过去先国际后国内、重国际轻国内的情况：第一版改为主要报道边区军民抗日斗争、边区建设、英雄模范事迹，并且积极配合宣传整风运动；第二版改为报道边区军民战斗、生产消息；第三版报道国内外、敌占区情况；第四版改为副刊，使文艺为现实斗争和建设服务。《解放日报》的改版，不仅是形式内容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办报机制的转变；通过对党报业务层面上的工作内容、方向等关键问题的规约和确立，规定了党报理论的实践样态和实践机制，使得党报理论以体制化的形式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奠定了其“中国化”的业务之维。
（二）垂直领导：党报理论现实转化的管理指向
党报理论现实转化的第二个关键方面是建立党对党报垂直领导的机制，使得党报理论转变为稳定的管理模式。一旦党报理论具象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文件、法律、道德、制度、规则甚至更为常态化的组织架构时，将在个体平常琐碎的生活实践中变得习以为常。借助垂直领导，党报理论可以深入新闻实践，同时也将深入个体观念，成为个体头脑中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意志，毛泽东调陆定一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据时任《解放日报》秘书长的陈坦回忆，由于博古和陆定一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他们每次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都会第一时间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因此，“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报社，实际上毛主席在直接抓报纸”[46]。并且遇到重大事宜，《解放日报》都需直接请示中央。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47]，并且“凡是新的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48]。这几点意见的核心意思都是加强党对《解放日报》的直接管理，确立党管党报的机制。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做到了“报社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些重要文章，都请示中央，有的送毛主席，有的送少奇同志”[49]。
（三）组织宣传：党报理论现实转化的社会指向
报刊是连接党和人民的中介，引领社会乃是党报的应然之举。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直接面向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最终的目的在于促成积极的社会影响，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发挥舆论引领和精神激励作用。这种从理论到社会现实的理路，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就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而言，主要通过党报组织宣传功能的发挥来实现。
以《解放日报》为例，该报很好地贯彻了党报理论，在组织宣传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其一，报道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树立的农民模范包括吴满有、陈德发、张振财、张成仁、郭凤英、申长林、郭秉仁、刘玉厚等；工人模范赵占奎、刘桂英、袁广发、阎吉、李凤莲、冯振僧等；军人模范魏洪生、张治国、张玉清等。其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代表性报道包括《贯彻精兵简政》（1942年4月9日）、《三三制的运用》（1942年5月25日）、《减租交租法令必须贯彻》（1942年12月6日）、《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1942年12月12日）等。其三，报道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代表性作品包括《把乡选办得好些！》（1942年7月28日）、《敌后的民主建设》（1942年11月16日）、《人民代表的议会》（1944年12月20日）等。其四，报道宣传生产活动。发表了《生产大竞赛》（1943年3月3日）、《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45年3月1日）等重要作品。此外，还有大量通讯报道涉及整风运动、理论学习、抗战宣传等方面。这些报道深入群众、歌颂英雄，反映现实、通俗易懂，不仅很好地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促进了根据地的革命发展、劳动生产和民主建设。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50]在当时，报纸是最先进的大众传媒，它既是党传播消息和宣扬政策的有力工具，也是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通过发表党的政策和先进典型人物的宣传文章，将人民群众组织凝聚起来，同时也“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51]。
结 语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典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生动诠释。这种本质性诠释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是对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生动演绎。毛泽东等人立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报理论，抽象凝练出包括完全党报、全党办报等新的理论性认识，最后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这个过程无疑是对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的充分遵循和现实展示。其二，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性、时代性有机结合的特点。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报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其进行了有机的借鉴。在保留党性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党的革命中心任务以及党的社会基础等各方面的独特性，创造性地发明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等模式，重塑了党对报刊的领导机制，同时也促使报人群体深入人民群众，巩固了党的革命基础。其三，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是理论深入实际、深入实践的典范。回应现实、走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逻辑。党报理论的建构过程经历最初的意识形态创新，到之后的概念体系生产，再到个体的思想观念内化，最后到现实的实践转化，这个过程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精神——理论的现实化、实践化转向。其四，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表征了贯通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创新创造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鼓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主体参与实践和参与革命的过程。在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中，上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下至普通的工农群众，都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是对群众史观的充分尊重，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史观的基本逻辑理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52]时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也在变化。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经验启示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性时代性相结合的基本精神，秉持了理论深入实际实践的基本理念，遵照了社会各阶层有机互动的基本原则。不管时代怎样变化，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逻辑和优秀经验，都应得到最大程度的继承和发扬。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2][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第18页。
[3]向芬：《范式裂变：延安新闻观的兴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5]张静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新视野》，2003年第6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9][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第9页。
[10]《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11]《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2][14][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第462页，第464页，第194页。
[13][16][44][4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0页，第400页，第362页，第400页。
[15]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17]卢国英：《智慧之路——代哲人艾思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
[18][27]《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第409页。
[2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21][39][4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第138页，第168页。
[22][26]《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第113页。
[23][42][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第500页，第501页。
[2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28]《党与党报》，《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29日。
[2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420页。
[30][41]《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内部发行，2006年，第274页，第32~35页。
[31][48]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10页，第369页。
[33]孟兰英：《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教育》，《红岩春秋》，2022年第3期。
[34]李又然：《李又然散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35]丁济沧：《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36][3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第899页。
[38]《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45]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46]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49]高扬文：《我在清凉山上的新闻工作》，《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50][5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8页，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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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项目“新闻舆论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MXG202016）。
作者简介
宋健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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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1期目录及摘要0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的探索及当代启示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者：郭国祥 蓝强）03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新文艺生活的建构 | 政治（作者：徐志伟）04 “有编不用”与“编外用工”何以共生？——基于县乡权责关系视角的解释 | 公共管理（作者：庞明礼 于珂）05 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基于W市J区的实践考察 | 公共管理（作者：潘博）06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耕地保护数量型指标的规范构造 | 法律（作者：赵谦 严雨辰）07 空间正义视域下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本土进展和局限 | 数字社会（作者：朱政德 胡泳）08 清末史学教育理念的递嬗与新变 | 历史（作者：向鸿波 李中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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